这是专栏“那旮观察”的第11篇文章
8月9日以来，全国出现罕见极端高温天气，重庆市北碚、巴南、大足、长寿、江津等地先后发生多起森林火灾。
烈日横七月，野火燎山城。
经各方共同努力，截至8月26日8时30分，重庆森林火灾各处明火已被全部扑灭，无人员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救援工作已全面转入清理看守阶段。
“天火”
或许灾害来得太过突然，或许承平盛世的感觉已经持续太久，面对烧到身边，烧在缙云山的野火，重庆市民的情绪激越且丰富。抗灾尤需团结，受援理应感恩，如此等等。更有网络上很多疑似经过PS合成的“火场现场图”，将城市与火情的距离成功拉近到0厘米。当然，这些迅速被疯狂转发的P图，并没有恶意，更多是突出重庆人民面对灾情的紧迫，以及在火情中仍不忘疫情防控的精神。P图的当事人还大大方方站出来解释了一下，从舆论的反应看，她获得了谅解。
我想她能够获得谅解的一个原因是，她的做法合乎一种普遍的人性，即在面对灾害时既感到恐惧，潜意思里又希望别人看到自己面临的灾害比实际更凶险一些——越是凶险，越能映衬出某种英雄主义的悲壮。
年以后，中国森林火灾不少，但威胁到城市的不多。在今年重庆山火之前，最知名的大火，是年黑龙江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年5月6日，中国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一起规模巨大的森林火灾。这起发生于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火灾被称为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灾难。
火灾整整燃烧了28天，火场总面积为1.7万平方千米（包括境外部分），境内森林受害面积万公顷，大火中丧生人，烧伤人，受灾居民1万多户，灾民5万余人。有3座城镇因这场大火变成废墟。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森林资源损失惨重，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多元，间接损失达69.13亿元。记得这是年的数字。当时三峡水电站的工程预算最初也不过亿元。
持续28天的扑救，先后动员多名军、警、民（其中解放军官兵3.4万人，森警、消防干警和专业扑火人员多人，预备役民兵、林业职工和群众2.27万人）参与扑救。几乎相当于一场战争。可谓史无前例。
森林受灾面积万公顷，也就是1万平方公里，比上海和深圳两市面积总和还大，而重庆市全部行政区面积也不过8万多平方公里。重庆市这次火情中，基本过火面积是在几十亩到数百亩。相比之下，尽管重庆的照片震撼人心，但这两次火灾其实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火场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有多惨烈呢？
年5月7日上午，漠河市境内各火场扑火队员开始分段清理余火。至当天12时25分左右，漠河境内天气突变，刮起8级以上西北风，使河湾、古莲两处火场内死灰复燃。在古莲火场，龙卷风将火舌从地面卷上树稍，火头高达几十米、上百米，火势形成人力不可遏制之势，把扑火队伍逼回县城。18时40分，一个火头向东北方向飞越百米宽的大林河，引燃西林吉贮木场。引燃贮木场后，火头突然转向，从西林吉车站与铁路家属区上空，飞过大林河向县城扑去。这天20时整，从正北、西南、西北3个方向扑来的火头同时汇集在漠河市西林吉镇，镇内大树被大风连根拨起，1厘米粗的铜质高压线被大风扯断，板皮、棍棒和屋顶上的铁皮瓦一齐被卷入半空，顷刻间西林吉镇被大火吞没。20时10分，大火烧到距离西林吉正东9公里的育英镇，10分左右，大火扫荡育英火场、汽车队、贮木场，育英镇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继续向东燃烧，21时10分图强镇被大火吞噬。仅两个小时，图强林业局驻地图强内的32个基层单位荡然无存。大火在向东推进时，沿嫩林铁路两侧已形成20公里宽的火线。当天23时30分，有两个火头从西、南两个方向飞进劲涛镇，仅1个小时，劲涛镇被烧成一片废墟。
在5月7日夜，漠河市在火烧连营的同时，塔河县盘古山火，向东推进几个小时后，烧毁了塔河林业局的盘中、马林两个林场。
在劲涛镇附近的一小树林内，卧着8具尸体，焦糊的胳膊和身躯，男女不辨，整具尸体不足半米。他们是在逃生的路上被卷入火头中丧生的。在一家仅1.5平方米的地窖里，交叉着18条被烧焦的腿骨。在一家四合院内，大火过后有16具被烧焦的尸体。在育英的一处山坡上一家3口人被烧死在冒烟的树林中，女主人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伸向躺在一旁的丈夫身上。
大兴安岭大火没赶上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也没有那么好的P图技术——当然，当年大兴安岭火场照片之惨烈，很多故事之催人泪下，即使没有自媒体加持，没有互联网推波助澜，也已经足够震撼。
甚至33年过去，伤痕上仍旧开着黑色的花朵。一度风靡的《漠河舞厅》，背景故事中的原型人物是一位叫张德全的老人，其妻子就是在年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中遇难身亡，此后30余年老人未再婚，也无子女，他经常前去“漠河舞厅”独自舞蹈，以纪念生前爱跳舞的妻子。
问责与反思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那一年，我正读初中。对于当时在电视新闻中占据一大块的火灾新闻，还是记得很清楚。当然，后来读了林业大学，更明白这次大火对林业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什么。确切地说，没有年大兴安岭大火，也许就没有后来跨世纪的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一系列林业大手笔。
大火之后的大兴安岭城镇
但那次火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火情严重，更有后来的问责与反思。
火灾尚未扑灭，问责已经开始。
年6月6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问题。会议作出《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决定》，决定撤销杨钟同志的林业部部长职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年6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继续追究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责任。会议决定撤销董智勇同志的林业部副部长职务，并责成黑龙江省政府作出认真深刻的检查。
年6月23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决议》，会议决定撤销杨钟同志的林业部部长职务，任命高德占同志为林业部部长。
“火灾”后，除了两个林业部的部长副部长被撤职，还有大兴安岭行署专员邱兴亚、书记李春贺等11名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此外，还有7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刑事处罚。
当时各种媒体，包括街头合法不合法的小报、杂志，好几年里都还把这次火灾当成卖点。有媒体在事后仍愤愤不已：
这起大火暴露出中国林区开发、建设中的一系列诸多问题。包括指导思想、环保意识、防火措施、灭火装备，以及官僚体制方面的种种弊端。一场大火过后，紧接而来的是趁火打劫、乱砍乱伐、文过饰非、推过揽功。官场中借机洗了一次牌等，老百姓无奈经历了一次劫难。许多事情至今仍说不清、道不白，或者干脆说揭不开、捂得紧。不该免职的免职了，不该判刑的判刑了，不该上去的上去了、不该立功的立功了。
反思也正大而及时地开始了。
年5月6日，中共大兴安岭地委、行署、林管局决定将5月6日定为全区反思纪念日。还建立了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为了反思纪念年5月6日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特大森林火灾而建造”。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西林吉镇中华路东侧，17区西北端，年10月22日建成开馆，于年重新改扩建，新馆占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平方米，展厅面积平方米。一楼设有“起火之源”、“烈火熔城”、“悲惨瞬间”、“人间炼狱”、“悲伤的城市”五个展厅；二楼设有“油库保卫战”、“决战兴安岭”、“救灾援助”、“重建家园”、“扑火逃生”、“现代扑火技术”、“森林防火规章制度”等七个展厅；三楼设有一个“畅游漠河”展厅和一个环幕影厅，全面展示了“五·六”大火从起火、成灾、扑火、救灾、重建家园以及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更可圈可点的是中国官方媒体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的表现。
火灾令全国揪心之时，火灾发生的原因、过程也令人生疑。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雷收麦、李伟中以及实习记者贾永在火灾发生后奔赴火场。
历时30多天的采访，他们换回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组经典篇章。从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三篇整版调查性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刊登在《中国青年报》醒目的位置。
年，叶研接受专访时表示，这组报道的意义与价值是“绝对不歌功颂德”：“我们为公众贡献了完整真实的过程，公众迫切需要这个完整过程的叙述。”
叶研回忆：
出发前到杨浪办公室开了个准备会，提出进入灾难现场的记者应该是受众获得信息的最前端的传感器，“大火背景下的社会”、“社会背景下的火灾”的视角成为大家共识，形成了一定要突破大灾大胜利、小灾小凯歌模式的决心。当时也是血气方刚，有一种真正的新闻记者必然是官僚主义的天敌的感觉。
中国新闻界除了把灾害说成是胜利，即把A说成“非A”；还出现过把不是灾害说成灾害，即把“非A”说成A的事。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省粮食产量争放卫星，导致中国饿死了很多人。其中新闻界在鼓吹虚夸的粮食产量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了“高产量”才有后来的高征购。试问：煌煌数千年人类史上还有比这更惨痛的事件吗？还有比这更大规模的逼人致死的事件吗？事件的始作俑者罪孽深重，新闻界也难逃其咎。事先说大话、吹大牛，引起粮食高征购；事后把一切说成是自然灾害所致，为责任者推卸责任，颠倒黑白，掩盖真相，粉饰太平。这就是把非自然灾害说成是自然灾害，把“非A”说成A。这同样是更大的人为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新闻界是有原罪的，也是人格分裂的，心里明白装糊涂。当代的媒体人继承了新闻界的遗产，同时就继承了新闻界的债务。
一个这样重大的灾难新闻，在第一时间呈现给全国人民的信息，并不是遮掩、粉饰，是灾区现场的沉重与惨烈，是对“歌功颂德”的警惕，是对问题的深挖与揭露。
这一切能够发生，是另一个时代不一样的空气，那个与改革开放伴生的年代。
一个例子是，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人。
因为这起事故，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当然，不久后丁关根又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但无论如何，在当时，出了问题，谁在管，谁指挥，谁就应该担起责任，甚至需要“引咎辞职”。在刚刚从冰冷癫狂的年代走出来的中国人看来，这一切是多么新奇，却又令人振奋。
邓小平在年后曾有针对性地不止一次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十三大报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并按照各自的职能,建立新的党政领导体制。”
这是更大的时代背景。万象更生，改革与开放正在健康成长。一切努力虽然艰险但看起来都值得。
人们不需要在一场灾难后被迫或自发地首先感恩，官媒记者还可以直指“大灾大胜利、小灾小凯歌”的荒谬。
同样的野火，已经不再有相似的痛感。
35年过去了。
